昨天下午四点半，我在厨房焯菠菜。灶台上摆着三根黄瓜，是公公早上骑车去早市买的，一根一块八，他非得挑带刺的，说带刺的才新鲜。
儿媳妇林芳站在我旁边切葱，刀落在案板上，一下一下，很稳。她问我：“爸是不是不爱吃甜的？”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。她说蛋糕订了个奶油的，怕太甜。
我盯着锅里的水发呆。说实话，公公这三年过生日，头一回有人提前三天问他吃什么。去年是外卖，前年是邻居送的一碗饺子。今年林芳请了半天假，在菜市场转了一个小时，回来时塑料袋里装着一把韭菜、两斤排骨、还有一盒写着“寿”字的小蜡烛。
我说，订都订了，别换。她说：“爸心脏不好，奶油太厚我刮掉一半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想哭，但没哭，我低头把菠菜捞出来过凉水。
晚上六点四十，公公坐在圆桌正位。林芳把面端过去，碗沿上卧着一个荷包蛋，蛋煎得偏老，边上一圈焦黄。公公看了一眼说：“这蛋有点费牙。”林芳笑着说：“您慢慢嚼。”公公就真的慢慢嚼了，嚼到第三口，放下筷子说：“比外头馆子强。”
这是一句很轻的话，轻得像窗台上落的一层灰。可我知道，对公公来说，这就是他能给的最高的评价了。
我的观点很明确：儿媳妇给公公过生日，最难的不是花钱，是记住他不吃什么。记住他牙口不好、心脏不好、夜里起夜两次。这件事跟孝不孝顺没关系，跟用不用心有关系。林芳做到了，所以那碗面端上去的时候，她手是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