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拿放大镜看了整整二十分钟,然后决定写这一页——关于一个称呼怎么才能叫得不疼。
昨天下午三点多,天阴着,我在老屋西厢房的樟木箱底翻出一沓照片。最上面那张是 1987 年 8 月 14 日拍的,地点在镇上的照相馆,背景是画着的布景,一棵歪脖子松树。照片里有五个人:我爷爷周德海坐在中间,奶奶王秀兰站他右边,我父亲周建国那年二十出头,然后是刚过门半年的母亲,最后是她自己的母亲——我该叫外婆的那位,那天穿了一件灰蓝的确良衬衫,袖口卷着。
我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有一行蓝色圆珠笔字,写得很快,笔画拉出去,「合影 87.8.14」,然后,在角落,写着两个字:「她媽」。
「她媽」——谁是她?她媽又是谁?
我拿着照片去问奶奶。奶奶正坐在门槛上剥毛豆,剥一颗,指甲盖弹一下,毛豆落在搪瓷盆里,叮。她抬头看了三秒,说:「那是你妈写的,当年记不住该怎么称呼我,先写『她媽』占个位。」说完继续剥毛豆,剥了七八颗,才补一句:「后来我拿钢笔给涂掉了一半,涂得不好看。」
涂得确实不好看。那半截墨迹像一道没愈合的疤。
我忽然明白,那个我写了这么多年的问题——“儿媳妇叫老公妈妈叫什么”——在我家不是一道题,是一个被涂改过的动作。母亲当年二十岁,从十里外的柳树村嫁过来,面对一个比她大二十四岁的女人,她不敢叫「妈」,叫「婆婆」又太生,叫「阿姨」更不像话,于是先写下来,占住那个位置,等哪天叫顺了嘴,再把自己写进去。
我见过她后来叫得很顺的样子。1993 年冬天,我六岁,母亲在灶上蒸馒头,蒸汽把窗玻璃糊白,她隔着那层白喊:「妈,火小一点!」奶奶在灶下应了一声,把手里的柴往里推了推。那一声「妈」叫得很轻,像掀锅盖时先散掉的那股气,一点也不隆重。
有些称呼不是学会了才叫出口,是先叫出口,才慢慢学会的。
说一句可能有人不爱听的话:我不太信「婆媳天生是敌人」这种说法。它把一个具体的、有名字的女人,简化成了一个位置。奶奶叫王秀兰,1953 年带着一只樟木箱嫁过来,箱盖内侧还贴着她的名字,红纸黑字,贴了七十三年。她不是「婆婆」这个角色,她是一个会剥毛豆、会把涂坏的字留着不撕掉的女人。母亲也不是「儿媳妇」,她是一个会把不会写的字先写下来的年轻人。两个具体的人相遇,比两个角色相遇,难得多,也真得多。
我又想起隔壁张桂芬,四十七岁,嫁进我们巷子十九年。她管婆婆叫「妈」,从第一天就叫,叫得又脆又响。我问过她怎么做到的,她一边择韭菜一边说:「哪有什么做到做不到,我第一次上门,她给我盛了碗面,面里卧了两个蛋,我就叫了。」她说这话时手没停,择下来的黄叶在脚边堆成一小撮,689 片——这个数字是我后来自己数着玩的,数到一半就不数了,只记得那一撮很沉。
所以在我的写法里,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只有一个个具体的解法:有人第一天就叫,有人在照片背面先写「她媽」,有人叫了十九年还是隔着一层。你去看那些旧物、旧字的来路,会发现称呼都是被日子磨出来的。美女与野兽法国版森林之女那样的故事讲的是被看见,其实一个称呼也是——你叫对了,她才从角色里走出来,变成一个具体的人。
奶奶那天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,我记得很清楚。她把毛豆盆往旁边挪了挪,说:「你妈那年才二十,比你现在还小六岁。」说完她笑了一下,笑纹里落着午后的光。我拿手机查了一下母亲嫁过来的年份,是 1987 年 2 月,离那张照片正好半年。
半年。一个人用半年时间,把一个不敢出口的字,小心翼翼地写在纸的背面。
我写这一页,不为了给出一个标准答案。只是想让那个「她媽」被涂掉的半边,也能被看见。我的奶奶mv视频里有一段老影像,奶奶年轻时在院子里晾被子,被单被风吹起来,她伸手去按,动作和剥毛豆时一模一样。那一刻我确认,称呼是后来才有的事,而人是先在那里的。
如果你也在为这个称呼犯难,可以先不用急着叫顺。把它写在什么地方,写在照片背面也好,写在便签上也好,写下来,它就有了一个位置。奶香小美人by双男主免费阅读这种标题里的甜,和日子里的甜不一样;日子里的甜,是你叫了第三十遍之后,对方「哎」了一声,没抬头,手里还在干活。
我叫苏念,在江南一个小镇上长大,现在住在城西一间朝北的出租屋里,白天做校对,晚上写东西。这个站是我 2024 年冬天开始建的,起因是奶奶去世后,我整理她的樟木箱,翻出太多没有名字的旧物。
我不写攻略,也不做什么清单,我只写那些被压在箱底、被人涂掉一半的具体东西:一个称呼、一只碗、一张照片的背面。写它们,是为了让它们有个位置。
你要是也有一件说不清来路的旧东西,欢迎写信给我,我会认真读。
「一个名字被别人叫出口的时候,它才真正开始属于那个人。」—— 出自王安忆《长恨歌》,第二部,第四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