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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她穿了一件灰蓝色针织开衫，袖口脱了线，用同色线草草缝过。我们在“春芽俱乐部”的旧木桌前填报名表，她写“苏念”，我写“林素云”。笔尖沙沙，四十七笔。
她填错了生日，又用修正液涂成白色小圆点。
翻到一张1997年的合唱团入场券，背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“妈妈和我，第三排靠窗”。俱乐部在少年宫西侧，铁门上有斑驳的绿漆。
那天她穿了一件灰蓝色针织开衫，袖口脱了线，用同色线草草缝过。我们在“春芽俱乐部”的旧木桌前填报名表，她写“苏念”，我写“林素云”。笔尖沙沙，四十七笔。
她填错了生日，又用修正液涂成白色小圆点。
俱乐部里有个姓赵的管理员，大约六十岁，总戴一顶米色鸭舌帽。他管我妈叫“素云妹子”，管我叫“小念”。1997年4月12日，他递给我们一把更衣柜钥匙，铜牌上刻着“B-17”。
那把钥匙后来丢在菜市场，她为此哭了一场。
俱乐部那间排练厅铺着深绿色地毯，窗边一架走了音的钢琴。下午四点，阳光从百叶窗挤进来，落在她手背上，像一条条细细的糖丝。她低头替我整理裙摆，说：“别踩到线头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穿裙子——一条藏青色棉布长裙。
合唱团练的是《送别》，她唱低声部，声音像旧棉絮里裹着的暖风。指挥姓陈，总穿一件深灰中山装，用铅笔敲谱架：“第三小节，呼吸再轻一点。”她点头，辫梢在肩头晃了一下。
那一年她三十九岁，我十二岁。
俱乐部每周六下午有手工课，她替我剪窗花，我替她穿针。红线用完了，她把蓝线缠在纸板上，说“一样用”。那天完成了两只不对称的布老虎，左边耳朵缝歪了，她笑了很久。
歪耳朵那只一直放在我书架上，直到搬家弄丢了。
俱乐部大厅角落有一台饮水机，绿色塑料外壳，咕嘟咕嘟响。她每天带两个玻璃杯，杯底贴了胶布写“母”“女”。有一次杯子碎了，她用胶带把碎片拼起来继续用了一个月。
她说：“还能盛水，就别扔。”
每周四晚上七点，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桌上摆一个棕色皮面笔记本，封面有烫金“1997”。她写笔记的姿势很特别，左手按住纸，右手写字时小指翘起来。
笔记本里夹了一片银杏叶，干透了，叶脉像一张空心网。
那扇铁门漆成深绿色，合页生锈，推开时会发出长长的一声“吱——”。我们每周二傍晚经过，她用手掌按住门板，让我先过。门上有块小铁牌，模糊刻着“春芽俱乐部，1992”。
2011年路过时，门已经拆了，原址开了一家奶茶店。
食堂在走廊尽头，只有六张圆桌。阿姨姓周，短发，围裙洗得发白。她给我妈打菜时总多舀一勺番茄，说“你们母女俩，瘦”。一勺大概是半两，糖粒没化透，嚼起来沙沙的。
我妈说那是俱乐部里最甜的东西。